香港政府：争取配合港珠澳大桥2016年通车目标

内容摘要：　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少有的国家善于适应和把握国际市场，避免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市场的附庸。

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少有的国家善于适应和把握国际市场，避免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市场的附庸。

在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看，中国的政府债务则可以说是属于最低的之一。即使全世界的制造业都移到中国，也许尚且不够消耗中国的劳动力。

如果银行坏账保持目前占GDP的比重，即40%，而GDP每年增长8%，七年坏账占GDP比重就会下降一半，十年下降70%。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改掉过去的绝对平均主义，其结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。如果能再用50年解决这些问年时间建立起一个市场经济，仍然算得上一个伟大的成就。此外，资本市场从一开始就是为国有控股企业融资，而很少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渠道。进入 樊纲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中国经济 。

如果加上从银行转到资产管理公司的1400亿元资产（扣除出售部分，还剩1300亿元），坏账总额大概占GDP的40%。这同时提醒我们，不要在不良资产的存量上做文章，比如债转股，而是应该在金融资产的增量上做好文章。从长期来看，我们必须将全球经济视为一个市场，劳动分工与比较优势决定一切。

中国经济增长将在下个10年甚至未来几十年内仍然存在。这一差距就形成资本回报率的核心。根据卢锋教授的研究，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迅速，现在一个工人的生产率是30年前的8倍，劳动率平均年增长率是14%。就储蓄本身而言，中国还不如印度。

许多人都指责中国操作汇率制造贸易盈余，但事实上，许多实施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——例如德国和日本——也存在大量贸易盈余。中国的识字率在90%左右，大部分文盲都是老年人。

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仅为7%，与工资率之间有7%的差距。在发展中国家里，中国是少有的、在改革以前就建立完善工业体系的国家。自2002年起，人民币升值20%左右，然而外贸盈余不降反增30%。相较之下，印度的文盲率达到40%。

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中国存在出口的比较优势，这是由以下长期因素决定的。这些因素加在一起，可以解释中国的高投资率现象。宋国青、卢锋等人研究报告同时指出，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资本回报率高的惊人，政府的收入也高速积累。中国经济增长模型存在问题吗？至少有两个缺陷:第一，消费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。

总结来说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整合的经济中，如果中国和美国是一个市场，那么我们并不会担心盈余和赤字问题，失衡同样存在于中国的沿海与内陆省份之间基于这一信念，上世纪五十年代，通过公有化运动建立大量国有企业、集体企业。

我注意到国有企业扩展、挤压私人企业的趋势。为此，政府必须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支配、主导、领导的作用。

但这些数据的作用很可能是遮蔽了真相而不是展示真相——事实上，在观察像中国这样处于转轨过程中的非常规的经济体时，数据通常会陷入这种困局。进入 秋风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市场化 。政府垄断的一个最新表现就是创业板。创业板的开张与山西正在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，似乎都在挑战过去二十年来人们一直在谈论的一个命题：中国正在市场化，随着市场化，中国将出现一个以私人企业为主、由法治主义的公正规则所支持的市场秩序。但很快，就会出现一轮收，民营企业被禁止进入，已经进入的则被驱逐出来。政府不是从构建现代国家之内在逻辑出发，视民营企业为一种当然、应然（ought），相反，民营企业的发展最多不过是一种可能性，一种事实而已。

简单地说，私人经济、民营企业的发展不被视为政府进行经济管理的目的，而是实现增长的一种手段。但是，政府关于实现经济增长的基本信念、原则，虽然有局部调整，但并无根本改变。

创业板正在重复证券市场上主板、中小板的覆辙：哪家企业可以上市，完全由地方政府与证监会说了算。在法治的市场经济中，政府管理经济的活动基于这样一个原则进行：经济增长的主体是社会，具体地说是私人和他们自愿组成的企业，实现增长的制度框架则是市场机制。

这样的信念，是六十年来一以贯之的。几经局部调整、反复之后，到1980年代，政府不得不对法律、政策体系进行大规模调整，从而有了放权让利式改革。

这部法律公开地承认，某些行业政府可以设立垄断。因为，私人产权、私人企业、市场机制没有获得目的性地位。政府当然也相信这一点，所以政府只是对企业进行监管，而不是管理。而且，政府的这种管理不需要获得包括企业家、劳工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同意。

这种逻辑的出发点是政府的一个信念：中国必须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，以便积累财富，实现国家强大。大概三四年前，我提出一个概念：再国有化。

在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的某些时期，确实出现过放，于是，民营企业得以进入国有企业或跨国公司垄断的某些行业。事实上，中国过去三十年由政府进行的有利于市场秩序发育的改革，都可以用放权让利四个字来概括，比如，容许私人企业发育，关闭大量国有企业。

当然，经过三十年的变迁，中国也确实出现了一个近乎半壁江山的私人经济部门，在这个部门，当然发生了市场化。但在中国，政府与经济体系发生关系是基于另一套完全不同的预设，即：政府才是经济增长的最佳、事实上也是唯一主体。

于是，这个市场从一开始就变成了少数与政府关系密切——经常就有国有资产背景的企业圈钱的工具。政府会对私人企业家的收入进行再分配，但不可能认为私人企业家在道义上、政治上劣于其他人和组织。政府设立国有企业是这种逻辑的最近结论。近日与新竹清华大学经济系的黄春兴教授交流，形成一个共同看法：要理解中国经济，就必须理解掌握着巨大权力、作为最重要经济活动主体的政府的行为逻辑。

所以，政府有权控制一切资源，对一切市场的进入任意设立准入标准。于是，大多数私人企业就被合法地排除出它们已经进入的市场，或者被迫接受国有企业的收购要求。

与此相反，开放民营企业进入，不过是政府基于效率考虑而做出的权益性决策。当然，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学已经证明了，如此全盘公有、公营的经济体系，不可能具有效率。

既然民营企业只是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的手段，那政府当然就可以在自己感觉必要的时候采取放的策略，同样在自己感觉不必要的时候采取收的策略。不是说民营企业理应发展，而是因为某些事实不得不暂时允许民营企业发展一下。